日本拟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 追加预算达5460亿

因此，基于预防目的，我们仍然应当将其没收。

[43]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95页。比如，作为比例原则的发源地，德国联邦法院针对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发展出三种不同强度的适用标准，即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以及强烈内容审查[20]。

其中的最大保护其实与比例原则中的最小侵害具有内涵上的共通性，只不过各自的思考角度不同，它们适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保护弱势一方公民的合法权益。[32]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大家阿列克西教授对这一方法作出了具体解释：为了实现立法目的M，国家机关采取了S手段，造成了公民权利Q1遭受损失。生命权作为人之为人存在的逻辑前提，集中了体现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些事件在给人类带来巨大恐慌、痛苦以及损害的同时，也迫使很多国家和地区进入一种非常状态。王奇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原则与法理思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3期。

权力行使主体向行政机关集中，行政机关走向前台，在危机应对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具有内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56]Vgl. H. Maurer, aaO., S.106 u.120，转引自翁岳生：《不确定法律概念、判断余地与独占事业之认定》，载《法治国家行政法与司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89页。

典型如《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41]叶军：《治安没收的性质及其行政诉讼》，《法学杂志》1992年第5期。并且，一直令人费解的是，比较法上似乎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前者面向违法行为实施，后者面向非违法行为实施。

如果财物并非基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而产生，按照第（一）项和第（二）项中的非违法没收、以及第（三）项中的非违法没收予以制裁。[53]这同样是因为，这些违法所得并不满足上述两个要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这也是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的最大区别。很明显，如果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无法解释面向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将行政没收从《行政处罚法》中全部予以删除并不合适。这是因为，在技术层面，如何从总收入中区分非法收入存有难度。

第*条（他物没收）不属于违法行为人所有的第三人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没收： （一）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物成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的。较好的立法策略是将行政没收写入《行政处罚法》，但不在处罚种类条款中予以列明，而是另设专章。（2）没收第三人所得，是指没收未参与违法但却基于他人违法行为而获益的情形。同时它亦不需要符合有责性（具有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因此可以对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没收。

[37]它们共同决定了行政处罚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搭建了包含制裁性违法性报应性的概念体系。因此，必须重新考虑行政没收的立法安排，并将其作为未来《行政处罚法》修改的重要方向。

（2）非违法没收：其对象有两种：其一，是第（一）项和第（二）项中基于一个不具有有责性但却有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行为而产生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因此，意欲准确认定行政没收的性质，必须重新界定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43] 本文认为，这两种认识并不妥当： 第一，行政强制措施说的错误在于：（1）行政强制措施并未改变物的所有权，只是暂时性控制行为[44]。第二，在行政没收章节中，由于违法没收需要遵守处罚规则，非违法没收需要另设新规则。《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如前所述，保安处分的启动，必须满足两个要件：（1）事实要件：某人已经实施了社会危害行为，或者是某物具有社会危害性。[64]2017年7月1日，作为近年来刑事没收最大立法动作的德国《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Gesetz zur Reform der strafrechtlichen Verm#246;gensabsch#246;pfung），尽管也添加了更多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刑事没收，[65]但是，《刑法财产剥夺改革法案》本身并不是法律，而只是改革方案，真正落实这一方案的仍是德国《刑法典》。

根据上述概念标准，二者性质迥异： 第一，对于违法没收，由于我们已经确认其具有制裁性，并且也有违法行为发生，是基于打击和报复的目的，兼具违法性和报应性。在行政没收中，本物没收和他物没收的区分标准只不过表现在立法中轴上而已。

相关论述，参见洪家殷：《论行政罚法上没入之性质》，《东吴法律学报》2018年第3期。因此，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制裁性，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

本文认为，合并立法更为可取，理由如下： 第一，合并立法的最大好处在于，其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法》明确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立法者可考虑增设如下条文：第*条行政没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结语 综上所述，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制裁性，但并非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本文认为，非违法没收应被定性为行政保安处分。将成本合并没收，本身就是为了达到制裁目的，与行政处罚的规制初衷并不违背。第二，认识上允许合并。

在比较法上，这往往会专门以一个条文加以明确，即非违法没收的成立要件。虽有学者提出了没收违法所得会对当事人产生惩戒的心理和精神效果的解释，[7]但遭到了批评和质疑，反对者指出，行政强制也会产生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效果，[8]但行政强制恰恰不是行政处罚。

在现有的国家制裁体系中，可以采用的制裁工具并不多见。典型如甲非法经营香烟，没收其买卖香烟的收入和剩余香烟。

行政没收包括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两种类型。（2）明知该物会被没收，仍以可责难的方式获取了该物。

[25]吴天云：《论没收犯罪所得应否扣除成本——兼评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八八五及三一九九号判决》，《月旦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第二，行政没收需要的并不单单是一个身份或角色，还包括当下急缺的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成立要件、法律效力等内容，这显然不是增修一个条文就能够处理的，而毋宁是一个规则群。2.物，依其性质及情况会危及公众或有将其用以实施会受刑罚或罚锾制裁行为之危险。实践中，显然不能说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开车闯红灯，没有侵害到交通管理秩序。

倘若将非违法性没收写入处罚种类条款，肯定会打乱行政处罚的概念体系，无法厘清与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之间的关系。该行为既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是侵害法益的行为，甚至于更为直接地说，其就是一个不法行为。

[74]从实践操作上来看，行政没收需要布置的制度规范还有很多。我们经研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的‘违法所得是指从事违法行为的全部实际收入。

[2]参见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在刑法学上，是否带来痛苦、是否具有威慑性或伦理非难性，并非区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基本界限[51]。